为什么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_四大难题

论文导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我们面临着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这四大难题。我们面临着责任约束、环境约束、资源约束和土地约束这四大挑战。
论文关键词：发展方式，四大难题，四大挑战

　　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告诫世人：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然存在，全球性挑战压力增大[1]。到了2010年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又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2]。据参加此次会议的同志粗略统计，胡总书记总共说了50多次“加快”的字眼。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迫切性。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政策的改变基本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内压反射型，其政策改变基本上是受到内部压力所致；第二种是外压反射型，其政策改变基本上是受到外部压力所致；第三种是内外压综合反射型，其政策改变基本上是受到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压力所致。目前我国基本属于内外压综合反射型的政策改变。从外部压力来看，我们面临着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这四大难题；从内部压力来看四大难题，我们面临着责任约束、环境约束、资源约束和土地约束这四大挑战。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的历史背景不仅在于面临极大的国际压力，也面临着极大的国内压力。对于为什么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有多个角度。本文仅从金融危机、减排承诺、高度耗能和耕地红线这四个视角来分析。
　　一．金融危机逼迫着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金融危机对我国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的威胁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第一是国际失业人口增加对我出口构成了威胁。自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之后，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增加。2010年上半年欧元区失业率已从2009年同期的9.5%攀升至10%。美国去年6月份的失业率是9.5%，在经过了一年的动荡之后，今年6月的失业率还是9.5%。人们感叹道，折腾好久又回到了一年前的水平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1月15日表示，除非就业危机得到控制，否则政府与IMF无法宣称危机已过，而距离就业问题的解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面对这种无就业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出口商品成为了世人发泄不满的对象。
　　第二是国外政府债务增加对我出口构成了威胁。与就业恶化相伴生的是政府债务的增加，这其实是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问题是欧美国家的风险已经超过了两条界线：第一条界线是财政预算赤字与GDP之比不能超过3%。而2010年爱尔兰为14.7%，英国为12.9%，美国为12.5%，希腊为 12.2%，西班牙为10.1%，日本为8.0 %，葡萄牙为8.0%，意大利为5.3%。第二条界限是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不能超过60%。而2010年日本达197.2%,希腊达124.9%，意大利达116.7%，美国达93.6%，葡萄牙达84.6%，爱尔兰达82.6%，英国达80.3%，西班牙达66.3%。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如此，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报告四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导致发达国家政府财政的长期前景极其黯淡。到2050年，公共债务与GDP之比：意大利为250%，德国为300%，法国为400%，美国为450%，英国为500%，日本为600%。 要校正突破这两条界线的现状，就必须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其结果就会减少需求，进而不仅会对我国的出口构成新的困境，而且“金融危机历史的研究发现，大量危机形成的共同特点是过量的债务累积（任若恩，2010）”[3]。
　　第三是国外产业政策的变化对我出口构成了威胁。最明显的就是美国众议院在2009年6月通过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该法案正式提出美国即将在2020年对没有碳定价系统或者没有限制碳排放的国家征收关税。在此政策引导下，美国的新能源汽车等新兴的低碳产业迅速发展。但是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中，比重较高的均属于低端加工产业链中的高污染或高能源产业，而一旦实施“碳关税”，不仅中国大量商品将无法以价格优势进入欧美市场，即使略有价格优势能够进入美国市场的商品，也会被背上一个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的恶名，进而影响我国商品的对外销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措施。后来随着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经济逐步呈现出复苏的迹象，世界贸易保护措施数量也有缓和迹象，例如从世界各国启动反倾销调查数量的来看,2009年第三季度为38起,第4季度为24起,2010年第一季度是19起。但令人不安的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各国反而加强了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力度四大难题，例如世界各国启动的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调查,2008年是4起,2009年是12起,而2010年第一季度就达9起。也就是说,在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各国一共新发起的19起反倾销调查中,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调查已占总数的47%。除此之外,在2010年全球新启动的15项贸易保护政策中,针对中国商品的占10项,比例高达67%。显然中国出口商品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中深受其害[4]。而且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标准划分，在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中,既有属于高收入经济体的美国，也有属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阿根廷和土耳其，也有属于低收入经济体的印度。在被反倾销调查的商品中，既有西服,也有电信；既有无缝钢管，也有玻璃纤维加强材料等。尤其是奥巴马于3月份公布的旨在五年内将美国出口翻一番,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的美国出口倍增计划,显然对我国出口构成了威胁。尽管美国制造业的凋敝是其金融霸权所造成的美国式的“荷兰病”，但是美国人还是会把这股怨气撒在中国人身上。典型的表现就是迫使人民币升值。
　　面对这些新情况，一方面，我国的外贸商品的生产方式不能一味青睐贴牌生产（OEM）、全散件组装CKD、准散件组装（SKD）等类型的低增值方式，而应该在创新方面多下功夫，多出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另一方面，必须加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步伐，应该尽快杜绝为了吸引外商投资，拼命维持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包括低工资、低能源价格、低地价、低水价、低污染环境的惩罚成本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领域消除“搅局人”或“以邻为壑”的不良形象，这也是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对我们的责任约束。
　　二．减排承诺逼迫着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通过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国人深切感受到了世界对我们的压力和期望。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个举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其实中央政府早在5年前就曾经承诺过让国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和吃上安全的食品。这一承诺曾在5年前的两会期间得到过代表们的热烈响应。但是时至今日这一承诺还没有完全兑现，原因之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高碳”特征非常明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7 年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1.7％，在全球新增碳排放中占比高达83％，由此可见，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方面，我们面临的减排压力巨大。
　　造成我国这一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耗结构。在1990年至2009年期间，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煤炭所占的比重从1990年的74.2%上升到2009年的77.2%四大难题，原油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19%下降到2009年的9.9%，天然气从1990年的2%上升到2009年的4.1%，水电、核电和风电从1990年的4.8%上升到2009年的8.8%[5]。也就是说，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在能源的生产结构中，原油所占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而天然气、水电、核电和风电总共才提高了6.1个百分点，所以在要素供给方面又不得不依靠煤炭来填补这3个百分点的缺口。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因此煤炭消费比重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就较高，其结果必然带来高污染，造成巨大的经济福利损失。除了二氧化碳之外，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还有二氧化硫(S02)、颗粒物和二氧化氮(NO2)。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三种污染物的污染浓度制定了年平均指导值。第一个是关于二氧化硫(S02)的年平均指导值为20毫克/立方米。但在被调查的24个我国城市中,昆明数值最低，但仅比WHO标准低1毫克，贵阳数值最高，比WHO标准高404毫克[6]。第二个关于直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的年平均指导值为20毫克/立方米。但在被调查的24个我国城市中,数值最低的大连比WHO标准还高30毫克，数值最高的天津比WHO标准高105毫克[7]。第三个是关于二氧化氮(NO2)的年平均指导值为40毫克/立方米。但在被调查的24个我国城市中,南昌的数值最低，比WHO标准低11毫克，而数值最高的广州则比WHO标准高96毫克[8]。正因为我国空气污染严重，所以2005年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发布的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结果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全球倒数第14位[9]。由此也可以看出，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了环境约束的边界。
　　 三.高度能耗逼迫着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以高增长著称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伴生的一个问题，即在单纯追求高增长的背后是能源利用的低效率。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2004年时我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大约是日本的8.7倍、美国的4.3倍、欧盟的2.9倍、印度的1.5倍[10]。所以不仅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的现象，而且这种高耗能的现状已经把政府的政治承诺逼到了墙角。例如“十一五规划纲要”曾要求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然而累计到2009年只完成了14.38%；国家原预期2020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1亿吨标准煤,但是2009年已经达到了30亿吨四大难题，几乎提前十年达到了这一界限[11]。由此也可以看出，目前高度耗能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了能源禀赋的约束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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