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与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演化博弈分析

论文导读:：原因。土地制度随机演化博弈模型说明，在未受人口压力扰动下,中国土地制度博弈存在多重均衡，人们选择哪一种土地制度依赖于其所处的初始条件。在人口增长的持续冲击下，租佃制是唯一的随机稳定均衡。处于随机稳定均衡状态的租佃制比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率。
论文关键词：人口冲击,土地制度,演化博弈,随机稳定均衡

　　一、引言
　　中国历史上土地经营方式很少受到强制性制度性限制，中国的法律一直允许各种各样的土地经营制度并存。从秦汉开始，农业生产中地主雇工经营与租佃制度就一直并行不悖。人们对土地制度的选择主要是权衡各种土地经营制度的比较利益而取舍的。传统的经济学一向以欧洲模式为标准，认为雇工经营制度要比租佃制度有效率，然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事实却是雇工经营制度被租佃制度所淘汰，雇工经营制度走向没落，租佃制度日益盛行并不断扩张，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土地经营制度，到明清时期，整个农业走向了租佃制。许多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地经营制度及其变迁路径进行了研究。张五常（1969）所创立的租佃制一般均衡理论，从交易成本和规避风险的角度论证了自发出现的多样化土地制度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对规避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中。[1]赵冈、陈钟毅（2006）运用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证明了人口增长是导致中国土地经营制度从雇工经营转向租佃制的最主要原因。[2]黄宗智（1986）通过对华北小农经济的历史变迁分析，论证了在人口过剩的形势下，华北地区农场上地主雇工经营方式不如家庭式经营有效率，地主雇工经营被小农家庭式经营所取代。[3]马述忠、黄祖辉（2002）运用风险分摊的契约模型解释了地主与佃农由于对风险的态度不同而决定了不同土地经营制度的选择。[4]王昉（2005）分析了土地所有者基于成本收益的计算，从不同土地制度的效率损失的来源及高低的比较中来选择土地经营制度。[5]
　　尽管已有的文献从多角度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但多数分析是在完全理性假设的基础上，采用比较静态或新古典微观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的。本文将以演化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在有限理性的环境下，设身处地的站在古人的立场上，以人口增长持续冲击为解释因素，构建一个随机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以期对中国土地制度从地主雇工经营方式向租佃制转化提供一个更为贴近历史实际的分析框架。
　　本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出一个解释人口增长与中国土地制度变迁路径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构建一个随机演化博弈模型，论证受人口增长的持续冲击，租佃制是一个随机演化稳定均衡；第四部分对中国土地制度博弈的制度效率进行分析，论证了作为随机稳定均衡的租佃制是有效率的；第五部分为结语。
　　二、人口增长与中国土地制度变迁路径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很少受到人为的制度性约束，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土地经营制度。从秦汉开始，就并存着雇工经营制度和租佃制，发展的结果是雇工经营被租佃制所淘汰，租佃制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土地经营方式。人口与土地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决定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最重要的原因。从秦汉到隋唐这一长时期，中国人口增长缓慢且比较平稳，人口数在6000万以内。在人力与地力的配置关系上，人力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土地尚未成为制约性的生产要素。因此在这一长时期，土地制度呈现多样化，地主可以选择雇工经营，也可以选择将土地出租，还可以选择与有劳力的农民合伙经营，因此这一时期的土地经营制度十分符合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雇工经营、租佃制和合伙制同时并存，它们不分优劣，同样有效率。从宋朝开始，中国的人口与土地相对价格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人口围绕一条上升的趋势线循环，每一个高峰期人口都超过了前一个高峰期人口，而每一个低人口数时期的人口也都超过前一个低人口数时期的人口。到宋徽宗时期，人口达到1.2亿，从明朝中期开始，人口过剩现象已经十分明显，明神宗时期，人口突破了2亿。到清朝的前中期，人口更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从1776年到1848年的72年间，人口从2.68亿增加到4.26亿。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在北宋以前，人均耕地面积大都能保持10亩，从北宋开始，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到清朝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人均耕地只有2.82亩。[①]随着人口增加，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耕地面积增加的速度，土地逐渐成为制约性生产要素。受人口与土地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中国的土地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租佃制日益盛行，地主雇工经营则不断减少，经营地主日渐没落。随着人口继续增加，人力日趋过剩而土地日渐缺乏，劳动的边际报酬日趋下降，土地的边际报酬上升。对地主来说，在人口日益过剩的情况下，地主雇工经营的净收益低于将土地出租所得的租金，地主便很自然地由雇工经营转向租佃制；对农民来说，为了容纳日渐过剩的人口，农民比较合算的办法就是租入土地，合家合力耕种，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压力形势，得以继续生存下去。这样，雇工经营就逐渐被租佃制所取代。到了明朝中期，人力过剩的现象已经是一种一般的情况，雇工经营进一步减少，整个农业走向了租佃制。
　　中国历史上许多史料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在人口压力下，雇工经营被租佃制所淘汰的记载。明朝崇祯年间《沈氏农书》中，沈氏通过将自己雇工经营与邻村西乡租佃经营的生产成本逐条对比，说明了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经营地主因为比较成本的原因而转变为租佃地主。沈氏的结论是“所谓条对条，毫无赢息，落得许多早起晏睡，费力劳心，特以非此碌碌不成人家耳。西乡地尽出租，宴然享安逸之利，岂不甚美。但本处地无租例，有地不得不种田，种田不得不换常年，终岁勤勤，亦万不得已而然。”清朝时期，陶煦的《租覈》一书将清末民初地主雇工经营的生产成本做了详尽的计算，得出了与沈氏一样的结论，进一步说明了在人口过剩的压力下，地主雇工经营获利甚微，不如将土地出租所获之多。农民在日常的观察中也发现了租佃制的比较优势，例如王祯在《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一，孝地力田篇第三》中写道：“今之农夫既不如古，往往租人之田而耕之，苟能量其财力之相称，而无卤葬灭裂之患，则丰穰可以力致，而仰事俯育之乐可必矣。”明朝中后期的一些谚语也反映了租佃制的盛行，如苏州地区“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②]华亭地区“佃户不下万人”[③]。随着人口进一步增加，租佃制不断扩张，整个农业最终走向租佃制。到民国时期，从雇农方面来看，中国南方各省雇农占总农户的比重大多不足1%，全国平均的雇农比重只有1.57%；从雇主方面来看，除极少数地旷人稀的区域仍有经营地主外，全国范围内纯粹的经营地主以近乎绝迹（赵冈、陈钟毅，2006）。
　　三、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随机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制度分析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研究制度经济学的新理论，它主要是运用演化博弈论的思想来研究制度变迁，从而验证了哈耶克的社会秩序和制度的自发生成机制。本文将运用随机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一个受人口增加持续冲击的土地制度随机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变迁。随机演化博弈论主要借助马尔可夫链理论，构造适应性博弈模型，证明制度是由许多个体的积累性经验经过长期演化生成的。随机演化博弈的核心概念是随机稳定均衡，它是指当演化过程受到微小的、连续的随机冲击时，某些状态比其他状态以更高概率出现时的均衡。随机演化博弈分析框架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传统博弈论：第一，随机演化博弈的博弈方是不固定的，他们是从潜在的博弈群中随机抽取的；第二，博弈方只具有有限的理性，他们根据对其他人如何行动的预期来进行决策；第三，动态博弈的过程会受到随机扰动的冲击（H.培顿·扬，2004）。[6]
　　我们来构建一个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随机演化博弈模型，博弈的参与者为两类博弈群体，地主和无地的农民。对地主来说，他有三个策略，一个是选择雇工经营，即选择雇工经营制度，用A表示；一个是选择将土地出租，即选择租佃制度，用B表示；还有一个是选择与有劳力的农民合伙经营，即选择合伙制，用C表示，地主的策略集为S1=｛A，B，C｝。同样的道理，农民也有三个策略，他可以选择充当雇农，为地主耕种赚取工资，即选择雇工经营制度，用A表示；可以选择向地主租入土地，支付租金，即选择租佃制度，用B表示；还可以选择与地主合伙，共同生产，共分所得，即选择合伙制，用C表示，农民的策略集为S2=｛A，B，C｝。设ak为地主的第k个策略的期望得益，bk为农民的第k个策略的期望得益，（k=1，2，3）。假设在三种不同的土地制度安排下，使用完全相同的农耕技术，因此三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对于某个拥有给定数量土地的地主，用F1表示在雇工经营制度下使用劳力耕作的产出，F2表示在租佃制下的产出，F3表示在合伙制下的产出，并设L为雇工经营制下充当雇工的劳力数量，ω为工资水平， R为租佃制下地主所得的租金，λ为合伙制下地主的应分比率，C1为合伙制下地主监督农民劳动的成本，投入耕作的人力越多，监督成本越高，C2为在合伙制下协调产品分配率的成本。在不同的土地制度下，地主的期望得益分别为：a1=F－ωL,a2=R,a3=λF－C1－C2。农民的期望得益分别为：b1=ωL,b2=F－R,b3=﹙1－λ﹚F－C2。在每一期开始，从地主×农民的博弈中随机抽取一对博弈方，如果他们选择是相同的土地制度，则他们的预期得益为（ak，bk），如果他们选择的是不同的土地制度，则就被分开直到下一次匹配，相应的得益都为零。表1给出了博弈双方的得益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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