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当前论争_社会发展阶段

论文导读:：关于中国是否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争，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在三十年代后期为了反对日本的反对言论，国内的大多学者大多不承认中国属于亚细亚形态的社会。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国内学者对此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较为典型的有亚细亚生产方式普遍类型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特例说和东方社会类型说。各种说法都有自己的理论和事实依据，相应地也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文关键词：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社会，社会类型，社会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所有制形态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说法，但对这种这种生产方式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成为日后人们争论的焦点。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出于对大和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以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关注，日本学者福田德三、伊藤藏平、早川次郎等，展开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例如早川次郎认为，日本没有经过希腊或罗马式的奴隶制，而从原始社会进入到了纳贡制的国家，这个纳贡制使日本跳过奴隶制，驶入封建社会。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势力的形成，对此问题的讨论染上了军国主义色彩，平野义太郎于1934年发表论文指出，中国仍没有踏入近代的行列，因为中国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格，无法发展出标准的封建社会，而日本已经摆脱亚细亚阶段，或者说，日本根本不曾经过亚细亚时代，日本已与西欧同列。
　　秋泽修二原本赞成早川次郎的“贡纳制”说，1935 年起放弃了这一看法，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亚洲的奴隶制，中国社会的停滞性就是此种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日本侵华是资本主义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克服。1937年6月。秋泽修二出版《东洋哲学史》一书，第二年又抛出《支那社会构成》一书，两书反复宣讲中国社会的亚细亚特征，日本将克服中国社会的停滞性，使农业的中国与工业的日本结合起来。如果这些说辞能够成立，将意味着古老的中国处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
　　面对秋泽修二的言论，1940年5月，吕振羽发表《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一文，认为中国并未滞留于原始状态，也没有了原始的遗制。村落只是祭祀为中心的村落，家族只是同居的家族，都不是原始的遗留。已经过去的中国历史是封建社会的历史，村中虽存在公有地，却被豪绅地主支配，不是“集约性的小农经营”。说到国家对灌溉的作用，只在殷代有较大意义，其后的水利灌溉主要是人们自己的事情，统治者懒得去管。……总之，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性与史实不符。
　　接着，华岗、罗克汀、王亚南等人也对秋泽修二作出一连串的回应社会发展阶段，都说秋泽修二别有用心。民族矛盾激化当头，他们当然不会同意敌人的观点。今天看来，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各种争论、结论都是不可多得的理论财富。
　　撇开特定的历史情景而论，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呢？以后的讨论中出现了较为典型的三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普遍的生产方式，不仅中国经过了这样的阶段，世界各民族都不可能逾越亚细亚阶段；另一种观点否认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普遍性，认为它只是世界上某些地区的特例；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东西方各自经过了不同的生产方式。下面以三种不同观点的代表朱晞、田昌五、孙承叔为例分别加以说明。
　　一、朱晞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普遍社会类型说
　　《为马克思辩》是一本论文集，里面包括了作者朱晞不同时期的16篇论文，其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作者从奴隶制生产方式说起，他认为，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看法，“之所以在苏联史学界取得支配地位，并不是因为它是真理，而是靠权力压制不同意见的结果。”[1]对作者的主要观点叙述如下：
　　朱晞举出马克思的一段话：
　　“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的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但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另外一些情况。”
　　奴隶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具有同等性质的社会形态，都是商业资本发展的结果，都是为追求剩余价值而进行生产，一个用奴隶劳动，一个用雇佣工人劳动。即是说，古代的奴隶制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
　　希腊（雅典）、罗马时代，国家强盛、交通便利，征服了大量殖民地，获得了广阔的市场；通过战争、海盗掠夺、奴隶贸易、蓄奴等方式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这是奴隶制的基础，只有强大的雅典和罗马帝国才有条件达到。换句话说，古代奴隶制经济并非普遍的，而只是希腊、罗马的一种局部现象，一种因商业资本发展在“完全另外一些情况下”（即暴力因素）的特殊现象。在日耳曼、罗马尼亚、从印度到俄国，并没有出现奴隶制生产方式，而是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期刊网。
　　马克思在古代的生产方式之外，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其特征是：（一）农村公社；（二）土地国有制。专制主义和灌溉工程都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任何生产方式都出现过专制，灌溉工程与专制主义之间更不存在必然联系。随着土地的氏族部落所有制转变为国家所有制，封建社会便形成了，到了中世纪，农村公社已经解体，土地所有制由国家变为领主或私人地主，但土地的所有者都是以地租的形式剥削劳动者。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早期的封建制度，而“一切文明民族都是这种公社或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进入历史的”，[2]欧洲各民族都是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例外，把局部现象当作社会普遍规律推论欧洲乃至亚洲的古代历史进程，是可笑的。
　　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才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即以农村公社和土地国有制为特征的早期阶段和中世纪阶段，前者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罗马在王政时代，还只是一个农民城市，还存在农村公社和土地国有制，即使出现一些奴隶制度，也只起着及其从属的地位，只是后来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在完全另外的情况下，才发生了大规模的奴隶制，这是一种局部的特殊现象。在别的制度下何制度下，也存在着一些奴隶现象，从事家内劳动的奴隶现象不等于奴隶制。
　　恩格斯曾经提出了原始社会之后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度，一条是产生奴隶制的道路。农奴制和依附制度在原始公社基础上发展而来，存在农村公社，同时，最初的国家从原始氏族部落转变而来，土地的氏族部落所有制转变为国家所有制。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随着农村公社会和土地国有制的解体，转变为中世纪的封建形式，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依附农制度，也即是封建制度的一种早期形式。希腊、罗马同样经过了这样一条“普遍的”道路。而另一条产生奴隶制的道路，即“古代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则是希腊、罗马进入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之后，在商业资本发展的基础上，“完全另外一些情况”下发生的局部现象。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普遍规律。
　　苏联史学界把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看做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由于：
　　（1）它是古希腊、罗马中心论的产物，这是一种很深的偏见；
　　（2）它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
　　（3）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
　　作者分析了学术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几种错误看法：
　　第一，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
　　第二社会发展阶段，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的东方类型；
　　第三，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早期奴隶社会；
　　第四，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过渡类型（作者认为是独立存的形态）；
　　第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混合形态；
　　第六，认为是一种地区性的独特形态，在性质上有别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
　　第七，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残留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原始公社制度；
　　第八，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
　　第九，否认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
　　朱晞认为，产生这些错误认识的根源，在于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奴隶制的论述，误认为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由于古希腊、罗马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昌盛，在欧洲古代史上的地位非常显著，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所以欧洲史学界是以希腊、罗马为中心论述古代史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如此，所以奴隶制生产方式就成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了。但，这只是以古希腊、罗马为中心论述历史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奴隶制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更不能以古希腊、罗马的特例来推论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古代历史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特例当作公式解释其他民族的历史。
　　马克思说，“小农经济和独立手工业经营两者，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3]原始共产制解体后，小农私有经济发展为普遍的经济形式，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生产方式就会生长起来，原始生产制向封建制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有在商业交换经济、商业资本较为发达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奴隶制或者资本主义经济。古希腊、罗马刚刚走进亚细亚阶段，由于商业资本的膨胀出现了变异，突然驶进了马克思所说的“古代的”生产方式阶段。
　　由于马克思首先从19 世纪印度开始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有人便认为此种上产方式仅存于亚洲，甚至认为近代中国也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这是对马克思和实际史实的误解，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各地都曾经过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马克思之所以用“亚细亚”一词，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最初是在印度发现的，在70年代，当他发现这种生产方式存在于欧洲各地之后，就不再用这一地理名词，因此，这种生产方式并非亚洲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印度和俄国一直延续到19世纪，只是一种局部现象，除此之外，亚洲各民族都演变为中世纪的形式。
　　以上便是朱晞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奴隶制”的理解，他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作普遍性的，而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事件。这种说法几乎把通常的观点来个倒转，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好像作者在说：我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健康、标准的发育者，而你的出现，不过是一个偶然、一个特例。这种论调发生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并不奇怪，民族自尊要求对历史重新作出解释。对历史的任何述说都不必然是真实的，而作者的感情则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应从这种意义上理解“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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