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民间士人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联盟
- 2019-05-28 15:23:11
- 来源：群乐文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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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民间士人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 两汉时期，民间士人（既包括史书上所载的隐士、逸民等，亦包括处于未仕状态下的贤士，包括致仕、暂时赋闲在家者）的数量由少渐多，至东汉尤盛。以典型的民间士人——隐士为例，据相关统计，西汉211年，总得隐者22人，而东汉存在的171年间，隐逸之士多至百余人[1]（p.189），故东汉被学者视为中国古代隐士出现的第一个高潮[2]。隐士数量的增多，使其势力由弱瑧强，壮大了民间士人的力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当前，学界对东汉民间士人特别是隐士的关注较多，亦有涉及其与时政关系者，但鲜有集中论述民间士人群体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者。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正史《后汉书》中的隐士资料为主，考察活跃于当时的民间士人在平息乡讼、感化民众、普及教育和拒召不仕、抗衡长吏等方面的表现。从中可见东汉民间士人掌握、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知识、道义和声望资源，与官方意志相一致或相抗衡，隐然成为一种社会权威，对地方社会政治施以各种影响。
一、东汉民间士人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东汉民间士人以其道德、学识树立个人威望，凝聚为一种社会力量，在敦励风俗、道德教化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与官方本文教化目标相一致，有利于地方政治的顺利运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平息乡讼
在古代乡里争讼中，民间调停是重要裁决方式之一。东汉时期，很多民间士人居于某地，充当了争讼调停、平息者的角色，发挥了较大作用。如《后汉书》载，司马均安贫好学，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不直者终无敢言[3]（p1240），王烈少师事陈寔，以义行称……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其以德感人若此[3]（p.2696），桓晔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 [3]（p.1260）；陈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3]（p.2066）；蔡衍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乡里有争讼者，辄诣衍决之，其所平处，皆曰无怨[3]（p.2208）；高凤邻里有争财者，持兵而斗，凤（高凤）往解之，不已，乃脱巾叩头，固请曰：仁义逊让，奈何弃之！于是争者怀感，投兵謝罪 [3]（p.2769），等等。
从上举数例可见以下两点：第一，在民间士人的道德感化（如前三例）和合理调解（如后二例）下，民间社区出现闾里不争讼、争者怀感，投兵谢罪、不直者终无敢言和退无怨者、无怨的局面。尽管平息解决争讼是地方政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为政无讼、无为而治是古代治政者的最高理想。东汉民间士人利用个人的道德与声望将可能诉诸官方的争讼通过协调解决，使社会争端减少，客观上节省了地方行政成本，有利于地方政治的平稳运作。第二，民众有各种纠纷者，多选择请民间士人去调停，比较信赖和依靠这种民间力量的德行感化，且效果颇佳，出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民间士人调解民间争讼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当然，在民间事务的解决中，如果民间力量暂时阙如或不能奏效时，民众才诉诸官方，请求公法断决。在汉代之后，这种民间事务解决途径及先后顺序亦与此相仿，庶几成为一种模式。
2.感化民众
（1）感化凡庸。民间士人常以高尚之德感化凡庸平民，和美当地风俗。史书中类似的例子较多。如马瑶，隐于汧山，以菟罝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焉[3]（p.2772）；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让[3]（p.2554）；王扶，少修节行，客居琅邪不其县，所止聚落化其德[3]（p.1298）；孔嵩，正身厉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训化[3]（p.2679），等等（其他例子还有李弘、徐稺、冯良、周党等人，俱见《后汉书》本传）。这些民间士人每到一地，则使所居俗化、里落化其仁让、所止聚落化其德、子弟服其训化，不分老少，皆被德化，其在局部地区的教化作用之大和有利稳定政局的客观之效，由此可见。 （2）感化坏恶。民间士人感化顽劣、导其向善。例如，周燮居家清处，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宾，乡曲不善者皆从其教[3]（p.1742）；又如，一代名士郭林宗，对性轻悍，与人报仇，为郡县所疾的宋果，乃训之义方，惧以祸败。果感悔，叩头谢负，遂改节自敕[3]（p.2229）；再如，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树，人或侵盗，辄助为收采。又见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里落化之[3]（p.1301）。在最后一例，淳于恭帮助盗果者收采或伏草免惊偷禾者，多有夸张之处，但民间士人以高德自居，借此来感化不善，应实有其事。这在其他例子中亦不鲜见（如郭太、包咸、姜肱、陈寔、王丹、王烈、徐稺等人，各见其《后汉书》本传）。后来的正史中也有类似例子，如《宋书·隐逸传》载，沈道虔有人窃其园莱者，还见之，乃自逃隐，待窃者取足去后乃出。人拔其屋后笋，令人止之，曰：惜此笋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与。乃令人买大笋送与之。盗者惭不取，道虔使置其门内而还[4]（p.2291）；再如，《梁书·处士传》载，范元琰家贫，唯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其菜，元琰遽退
或有涉沟盗其笋者，元琰因伐木为桥以渡之。自是盗者大惭，一乡无复草窃[5]（p.746），皆此之类。从中可见东汉民间士人高行之影子，或可视为受其影响所为而致。当然，如理解为历代民间士人特别是真正的道隐之士性分所至[3]（p.2755），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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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汉民间士人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东汉民间士人以其道德、学识树立个人威望，凝聚为一种社会力量，在敦励风俗、道德教化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与官方本文教化目标相一致，有利于地方政治的顺利运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平息乡讼
在古代乡里争讼中，民间调停是重要裁决方式之一。东汉时期，很多民间士人居于某地，充当了争讼调停、平息者的角色，发挥了较大作用。如《后汉书》载，司马均安贫好学，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不直者终无敢言[3]（p1240），王烈少师事陈寔，以义行称……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其以德感人若此[3]（p.2696），桓晔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 [3]（p.1260）；陈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3]（p.2066）；蔡衍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乡里有争讼者，辄诣衍决之，其所平处，皆曰无怨[3]（p.2208）；高凤邻里有争财者，持兵而斗，凤（高凤）往解之，不已，乃脱巾叩头，固请曰：仁义逊让，奈何弃之！于是争者怀感，投兵謝罪 [3]（p.2769），等等。
从上举数例可见以下两点：第一，在民间士人的道德感化（如前三例）和合理调解（如后二例）下，民间社区出现闾里不争讼、争者怀感，投兵谢罪、不直者终无敢言和退无怨者、无怨的局面。尽管平息解决争讼是地方政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为政无讼、无为而治是古代治政者的最高理想。东汉民间士人利用个人的道德与声望将可能诉诸官方的争讼通过协调解决，使社会争端减少，客观上节省了地方行政成本，有利于地方政治的平稳运作。第二，民众有各种纠纷者，多选择请民间士人去调停，比较信赖和依靠这种民间力量的德行感化，且效果颇佳，出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民间士人调解民间争讼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当然，在民间事务的解决中，如果民间力量暂时阙如或不能奏效时，民众才诉诸官方，请求公法断决。在汉代之后，这种民间事务解决途径及先后顺序亦与此相仿，庶几成为一种模式。
2.感化民众
（1）感化凡庸。民间士人常以高尚之德感化凡庸平民，和美当地风俗。史书中类似的例子较多。如马瑶，隐于汧山，以菟罝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焉[3]（p.2772）；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让[3]（p.2554）；王扶，少修节行，客居琅邪不其县，所止聚落化其德[3]（p.1298）；孔嵩，正身厉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训化[3]（p.2679），等等（其他例子还有李弘、徐稺、冯良、周党等人，俱见《后汉书》本传）。这些民间士人每到一地，则使所居俗化、里落化其仁让、所止聚落化其德、子弟服其训化，不分老少，皆被德化，其在局部地区的教化作用之大和有利稳定政局的客观之效，由此可见。 （2）感化坏恶。民间士人感化顽劣、导其向善。例如，周燮居家清处，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宾，乡曲不善者皆从其教[3]（p.1742）；又如，一代名士郭林宗，对性轻悍，与人报仇，为郡县所疾的宋果，乃训之义方，惧以祸败。果感悔，叩头谢负，遂改节自敕[3]（p.2229）；再如，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树，人或侵盗，辄助为收采。又见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里落化之[3]（p.1301）。在最后一例，淳于恭帮助盗果者收采或伏草免惊偷禾者，多有夸张之处，但民间士人以高德自居，借此来感化不善，应实有其事。这在其他例子中亦不鲜见（如郭太、包咸、姜肱、陈寔、王丹、王烈、徐稺等人，各见其《后汉书》本传）。后来的正史中也有类似例子，如《宋书·隐逸传》载，沈道虔有人窃其园莱者，还见之，乃自逃隐，待窃者取足去后乃出。人拔其屋后笋，令人止之，曰：惜此笋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与。乃令人买大笋送与之。盗者惭不取，道虔使置其门内而还[4]（p.2291）；再如，《梁书·处士传》载，范元琰家贫，唯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其菜，元琰遽退
或有涉沟盗其笋者，元琰因伐木为桥以渡之。自是盗者大惭，一乡无复草窃[5]（p.746），皆此之类。从中可见东汉民间士人高行之影子，或可视为受其影响所为而致。当然，如理解为历代民间士人特别是真正的道隐之士性分所至[3]（p.2755），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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